60岁起准备“灵魂旅行”

在对人生的思考中，我相信了“所谓死，就是把肉体搁在现世，而灵魂开始新的旅程”。

以前见过一位瑜伽圣人，他的话给了我启示，我设定自己的人生为80过一位瑜伽圣人，他的话给了我启示，我设定自己的人生为80年，我将它划分为：

从出生开始后的20年，是为踏上社会所作的准备期。

接下来的40年，是为社会、为自我提升的工作期。

最后的20年，是为死，也就是为灵魂的启程作准备的时期。

在过去的人生中，我遭遇过各种苦难，也获得过许多幸运。我想，在度过这波澜壮阔的人生过程中，我与生俱来的灵魂很自然地得到了锻炼和磨炼。

60岁以后，为了进一步净化自己的灵魂——我想，这是为了带着清彻明朗的心情走向那个世界而作的准备。为了这个目的，我还想更深入地学习释迦的教诲。

在同担雪法师说起这些想法的时候，他的回答又出人意料：“那就出家吧，你意下如何？”

在当时，要剃度当僧人，我还从没有抱过那样的奢望。

我不由得询问：“像我这样的俗人也能进寺院，也能剃度出家吗？”

老师回答道：“如果你有这个志向，我们随时都欢迎。不过，你要用一周到10天时间来寺院，和云水（修行僧）们一起进行严格的修行。”

于是在1997年我65岁时，我决定辞去京瓷和第二电电（现KDDI）的名誉会长，在圆福寺剃度出家。

但是，正当我要出家的时候，却发生了预料之外的事情。

在一次体检中我被诊断出初期胃癌，需要马上接受手术。但我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也没有紧张不安。

照日程安排，那天正好是冈山盛和塾的例会，听到诊断结果后，我仍然如期去冈山，像平时一样，与塾生们一起吃饭，还喝了一点儿酒。

或许因为我平时对人生就有过深入的思考，又下了“出家”的决心，所以我的心才能保持平静吧。

出了这样的事，为出家准备的日程立即改变，安排了手术和疗养的时间。

但是60岁就想做的事，已经超过了5年，我自己不允许再往下拖延。

虽然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病后初愈。但是，尽早出家，尽早获得释迦教诲的想法还是占了上风。

在入秋后仍然炎热的9月7日，在家族和亲戚们的陪伴下，我终于举行了剃度仪式，法名“大和”。等到体力恢复后的11月，再到圆福寺进行“大接心”的严格修行。

 修行时获得的幸福感

在“大接心”的时候，就是在初冬寒冷的季节，也要每天凌晨3点起床，夜里11点就寝。食物是一菜一汤。年轻的僧人们匆匆喝下稀饭，咬几口咸菜，很快把饭吃完，收拾以后，快步奔向禅堂。

但是，我刚刚接受手术后，胃只剩下了1/3。医生告诫我“要细嚼慢咽”，但我生怕动作慢了就跟不上大家，所以三口并两口，草草吃完后赶上他们，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尽全力了。

虽然似乎成了大家的累赘，但我还是学会了赶上他们的节奏。尽管如此，或许是因为紧张的缘故，我并没有什么不自然或辛苦的感觉。

这次修行中无法忘记的，是在托钵化缘时遇到的事情。

托钵化缘时，我身穿蓝色袈裟，头戴竹笠，赤脚穿上草鞋，一副僧人打扮去拜访信徒们的家。在各家的门口诵读经文“四弘誓愿文”，然后接受他们布施的大米，放进搭在肩上的头陀袋里。

我因为不习惯这样的托钵化缘，从早到晚一整天下来，伸出草鞋的脚趾与地面磨擦渗出了血，不得已行走时把身体的重心移到脚后跟，这样腿肚子又胀痛起来。从各家得到半升或1升米，头陀袋的重量渐渐增加。到黄昏时分，步履沉重，疲惫不堪。

在我步履蹒跚地走回寺院的途中，一位在路边公园里打扫落叶的老妇人快速向我走来，并默默地拿给我一枚100日元的硬币，我忘了要用头陀袋接受的礼仪，下意识地双手合十，说了一声“谢谢”。

这时候，一种幸福感贯穿我的全身，可以说，构成我身体的所有细胞都因喜悦而颤动。这位看起来并不富裕的妇人施舍予我，这一颗美好、善良的心灵让我产生了新鲜而纯粹的感动，这是我以往的人生中从来没有感受过的。

这就是神佛的爱！即使现在回想起那一刻，那种幸福感还是会重新浮现出来。

到达这样的至福境地，这是唯一的一次，过去没有，后来也没有。

这是我在圆福寺的修行中获得的最珍贵的体验。

同时，通过修行，我相信了这样的道理：“想好事、做好事就能招来好的结果；想坏事、做坏事就会招来坏的结果。”

人应该只做好事，并持之以恒。话虽然这么说，但却难以做到，这就是我们凡人。

然而，即使有时会屈服于诱惑，但只要我们每天反省，努力积善行德，释迦一定会以慈悲之心来拯救我们。同时，尽力抑制邪恶之念，努力让美好、善良的心灵呈现，这样就能净化、磨炼和提升我们的心灵。

从2005年起，我又开始了化缘和街头说法。事情的起始是在妙心寺本山的一次“微笑会”信徒的集会上，我冒昧地向本山的高僧们提了一个建议：

“禅宗的僧人提倡通过静心坐禅来修行，这很了不起。但我想开展一些活动，向一般心中抱有迷惑的市民说法，讲解释迦的教诲，善导民众。

现在世道混乱，各界舞弊丑闻频发，幼儿被剥夺生命的凶恶事件不少。社会如此混乱，我们不只是在寺院里闭门修行，还到街上去，进行街头说法，好不好？”

有两位僧人赞同我的意见，我们三人一起开始了化缘和街头说法。

至今，还在岛根县的出云，松江等道湖周边，爱媛县的松山到今治一带巡回说法。同当地妙心寺分院的十多位僧人一起参加“联合托钵”。

在商店街上一边发出“吼吼”的特殊声响，一边化缘，获得的施舍全部贡献给当地的儿童福利机构。

在这次托钵化缘的过程中，我的心变得清澈纯净，我确切地感受到这样的修行真好。

在街头说法时，以“人应该怎么生活”为题，谈及我自己在克服工作困难和人生烦恼过程中的经验，拿当今社会上的现象作例子，给行人们讲解。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过路人都驻足倾听。但我想，如果我的话能到达因各种事情而烦恼苦闷的人们的心中，让他们找到一点儿排忧解难的线索，我就会非常高兴。我打算今后尽可能继续做下去。

财富是社会托管之物

为灵魂的旅行，即为人生的新阶段作准备，当我想到这一步时，我就决定要把更大的热情倾注到为社会作贡献的活动中去。

创建京瓷，随着经营规模扩大，我成了大股东，企业上市后，没想到我也成了世间所谓的富人了。

我对于工作有一种自负，总是极度认真，持续付出了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但让我成为富翁，却并没有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这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幸运。

如果不这样思考问题，认为财富是靠自己的才能得来的，那自然就会去追求奢侈，或许因此就会让自己腐化堕落。

而这违背我的人生观，所以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我得到的财富，是社会委托给稻盛和夫这个人保管的，应该尽早归还给社会。”

这种想法的具体体现就是“稻盛财团”和“京都奖”。

设立稻盛财团直接的起因是1981年接受“伴纪念奖”。

这个奖项是东京理科大学的伴五记教授为了奖励那些对技术开发有贡献的人而专门设立的，它的运营资金是伴教授自己的发明专利收入。

在这之前，作为技术者和经营者，我已接受过各种各样的奖励。获奖当然很开心，我都会高高兴兴地去参加授奖仪式。

但到伴纪念奖时，当我拿到奖状并把奖品水晶大花瓶抱在怀里时，突然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想法，在我的心中有另一个我在轻声说话：

“你不该再是获奖者，而应该转为授奖者。事业成功，社会有那么多财富保管在你那里，你却兴高采烈地去接受奖赏，不是很奇怪吗？”

经过再三思考，我认为“另一个我”说得对，我感到十分羞愧。我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了“京都会议”的有关朋友。

“京都会议”是由学者和经济界人士组成的交流团体，哲学家田中美知太郎任主席。由京都大学的矢野畅教授和我组织有关成员，约三个月一次在祗园的茶馆召开交流会。

成员中有藤泽令夫、冈本道雄、福井谦一、广中平佑、伊谷纯一郎、佐藤文隆、河合隼雄等人，都是赫赫有名的京都学派的教授，大家超越各自的专业领域，进行生动活泼的交流探讨，追求人类所需要的新的哲学和睿智。

对于我要发起表彰事业的想法，他们都十分赞同并十分支持：“在日本，表彰重要的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优秀人才的机会太少，请你务必去做。而且既然要做，就应该向诺贝尔奖那样的世界性奖项看齐。”

于是1984年我设立稻盛财团，并创立“京都奖”。现在京都奖的颁奖对象分尖端技术、基础科学和思想艺术三部分，对那些在各自领域默默地付出努力，为世界文明、科学以及精神文化作出卓越贡献的人颁发奖赏。

这个奖项到今年已经是第22届了。从一开始就作为世界性的奖项为大家所认知。但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获奖者把奖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

比如用这笔奖金，电影导演安吉·华达在自己的祖国波兰建立了日本美术中心；美国生物学家达尼埃尔·强生设立了热带雨林保护基金；宇宙物理学家林忠四郎发起了天文学会的林基金。

这些都是始料未及的。这种“善”的连锁式传递从京都奖开始，对我而言，这是最值得高兴的。对从“为社会为世人”的愿望出发创立奖项的人来说，这是最为理想、最为难得的。